2006年2月15日，国家财政部发布一系列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包含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基本准则）、22项新发布会计准则以及16项对原会计准则的修订（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中，新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同期38项具体会计准则于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并鼓励其他企业执行。

　　这部酝酿已久的新会计准则将对本土企业的绩效表现和财务运作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面向国内上市公司的CFO发起了“上市公司新准则实施影响调查”，分别从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利性质影响、盈利程度影响、对财务体系运作影响、实务操作中的易用性、给企业带来的重大影响（前三位）、对企业财务灵活度的影响以及新旧准则在自由选择下的倾向性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抽样调查，我们选取的样本数总计100家上市公司，样本行业覆盖了传统制造业、电子电器、运输业、能源、金融、现代服务业、房地产、有色金属、造纸等众多行业，实际回收有效反馈问卷78份，基本代表了国内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的总体现状。

　　与国内众多专业的会计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对新会计准则解读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的是，本刊并不过多关注新会计准则给财务技术层面带来的冲击，而是立足于揭示新会计准则带给本土企业对于价值创造（兼顾股东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方面的影响。结合这些鲜活的调查反馈，我们很清晰地看到，此次新会计准则的出台背后隐含着本土企业金融运行环境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原有僵化的、保守的、基于历史的会计方式，已经无法跟上奔涌而来的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资本洪流，动态的、可变的、基于市场的新会计方式，正在为即将上演的“资本为王”时代砌下全新的财务技术基石。　　

　　如果要看清新会计准则背后所隐含的深意，不妨先从两则旧闻说起。

　　2005年11月21日，联合国国际会计标准专家工作组第22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率团参会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应邀就中国会计准则建设及会计标准国际趋同问题发表了演讲，其中谈到，“今年以来，中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明年初将构建起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同时又充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涵盖各类企业各项经济业务、独立实施的会计准则体系，从而基本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对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戴维?泰迪也公开给与回应，认为中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布和实施，使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指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实现了“实质性趋同”。

　　2006年12月11日，为期五年的WTO“过渡期长跑”正式结束，中国开始全面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金融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展开全面的合作与竞争。

　　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新会计准则带来的核算规则的技术性改变并不是CFO们最关注的，而由此导致的与企业金融密切相关的企业价值评估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将是一场革命性的挑战，并为中国资本市场行将启动的大重组和大收购浪潮全面奠基。
平稳过渡下的重重玄机

　　不久前，王军在财政部和证监会联合召开的企业会计审计准则贯彻实施阶段性总结大会上表示，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审计准则后，体系已成功实现了新旧准则的平稳过渡、顺利衔接。根据对2006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1408家A股上市公司的统计，上市公司执行新准则后，股东权益净增加141.80亿元（扣除少数股东分类变化影响后），增幅为0.43%，总体情况持平，市场反应平稳。

　　我们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上述说法，就会计核算的结果而言，新会计准则带来的冲击远没有此前各方面预计的那样大，总计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新会计准则对盈利结果的影响超过了20%，而高达88%的受访者认为新会计准则只带来了一般性的影响。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其与国内企业的资产现状、业务结构和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对此我们在后文将深入分析。

　　同时，新会计准则对企业财务体系的原有运作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之一。其中，有59%的受访者认为，新会计准则增加了财务工作的复杂度；仅有19%的受访者认为，新会计准则降低了财务工作的复杂度。

　　不过，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已经无法留出足够的时间，像日本、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分阶段去完成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此次新会计准则只能冒险采用一步到位的策略。因此新会计准则从今年起，在国内上市公司的实施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过渡期，上述调查反馈的结果中，自然有很大成分来自于对新会计准则的认识不足。

　　如今，在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上键入“新会计准则培训”的关键词，可以得到41.1万个搜索结果。实际上，早在新会计准则正式出台前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会计学院、注册会计师协会、财会研究机构就纷纷开展了内容庞杂的各类“新会计准则培训”，语焉不详地讲述着众多“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实施细则。此后，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也组织了更具针对性的新会计准则培训。

　　不过，按照以提出ABC（作业成本法）和平衡记分卡而蜚声全球财务领域的罗伯特?卡普兰所说的“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观点来看的话，成百上千的新会计准则培训班更多的是应景之作，恐怕并不能完全解决本土企业在运用新会计准则上的诸多困惑，个中原因极其简单――缺乏足够的企业实践。在没有实践的基础上去阐述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难逃“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结果。

　　这一结论也在本次调查中得到了证实。在被问及新会计准则在实务操作中的易用性时，多达四成的受访者反映，新会计准则不容易理解和执行，而更多没有遇到理解和执行问题的采访者只是由于在应用深度上尚处于初级阶段。

　　对此理智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张为国很早以前就曾表示过，他个人认为上市公司在完全实行新会计准则之前，应该编制两份报表，过渡阶段新旧准则并行。

　　普华永道中国审计部合伙人陈保郎表示，对于中国的企业管理者，接受新会计准则体系首先意味着需要评估修订内容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做出关键的决策，制订自身的会计政策体系以适应执行新准则的要求。随后新政策将被真正“嵌入”到企业的财务报告流程和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

　　而普华永道审计部主管合伙人阿狄森?埃弗雷特给出的建议更为中肯：“根据在其他国家已经完成的衔接工作所取得的经验，当预备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嵌入到财务报告流程时，企业绝不能低估所需的工作量。2005年起许多首度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企业，未能充分考虑该准则下对财务信息的数量要求，其中大多属于在新准则框架下额外的披露要求。”　
基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激增

　　以掀起英镑阻击战和亚洲金融风暴而闻名全球资本领域的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说过一句极其著名的话――“我不害怕风险，我害怕不确定性。”

　　事实上，这句话恰恰道出了全球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本质――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参与到全球金融市场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锁定不确定性，比如大宗商品的套期保值、外汇的套期保值等。

　　而国内在1992年的“两则两制”出台后掀起的“新财务运动”15年之后，新会计准则终于承认了企业微观金融活动在剧变中的宏观金融环境下同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并给与企业对其进行可变处理的自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若山认为，新会计准则的核心就是打破旧会计准则中的历史成本原则，应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根据报表披露日的价格，对一些变现能力强或者变现可能性较大的资产进行重新估价。不过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应用范围仅限于金融性资产、投资性房产等资产，但其他资产，如存货、厂房、机器及租赁的建筑还要用历史成本。这也是我们认为新会计准则未能“毕其功于一役”的瑕疵。

　　之所以要将历史成本原则扫入垃圾堆，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在于其对于日益火爆的国内股权交易中的估值判断几乎不具有任何有价值的参考意义。假设一家公司的账面上大量持有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电脑设备，其折旧后的10%残值仍然远比目前主流配置的PC价格要高，但实际上这些电脑设备除了用作铜、锌等金属回收之外，市场价值几乎为零。很多陈旧的生产设备和研究设备，同样属于徒增净资产数量的“垃圾资产”。据此我们认为，只有能够按照公开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资产，才能计入有效的净资产范畴。因此按照市场化的股权交易的需求来设定会计准则、制订财务报表（目前大量的企业表外价值将得到充分体现，而大量的表内资产将被摈弃），必将是国内财务制度继续进化演变的主流方向。

　　在我们的调查中，针对“新会计准则对企业影响较大的重大变化调查（列举前三位）”，65.38%的受访者一直将“公允价值的使用”排在了第一位，而“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以57.69%紧随其后，“无形资产和研发费用”则以34.62%的认可度排在第三位。

　　这一结果的合理性恰恰在于，上述三个新会计准则带来的新变化，极大地增加了企业运营结果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原了企业相对真实的资产表现，其中尤以“公允价值”和“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为甚。

　　所谓公允价值(fair value)计量模式，是指以市场价值，即熟悉情况的当事人在公平交易中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作为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基础的会计模式。不过相对于所要“趋同”的国际会计准则来说，此次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使用范围仍显得偏于保守，主要体现在当前上市公司估值中较常见的投资性房地产、金融工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和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中，目前已颁布的38个具体准则中至少有17个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需要说明的是，公允价值的提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本土企业财务领域。早在1996年5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的《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中就有所涉及，“资产评估方法是确定特定条件下资产现行公允价格的特定技术规程。” 只不过，在这一文件中提及的现行市价法（市价法）、收益现值法（收益法）、重置成本法（成本法）和清算价格法等资产评估的四大基本方法，并没有在日常的财务报表中体现，而只在防止国资流失的产权交易中才较为常见。

　　以深沪两市首家披露2006年年报并采用了新会计准则的江南高纤为例，其年报中披露的股东权益调节表显示：按原会计准则，公司2006年12月31日的股东权益为32328.90万元，按新会计准则，公司2007年1月1日的股东权益为34090.65万元。因为执行新会计准则，江南高纤净资产一夜之间膨胀1761.75万元。

　　不过，尽管公允价值备受投资者和CFO们的关注，但其目前在上市公司的应用并没有之前所想像的那样广泛和深入。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地产上市公司CFO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不会采用公允价值的方式来评估我们持有的土地和商业地产的价值，采用公允价值不仅在每年的资产评估时需要产生一定费用，而且增大了我们的工作量，还有可能产生税收问题，最麻烦的是一旦采用，就不能再转回成本模式。当然，对于那些实在做不出利润的上市公司而言，通过公允价值来提高利润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这位地产公司的CFO道出了国内上市公司不肯轻易采用公允价值来调节利润的主要原因――投资性资产随行就市的价格变动使得上市公司自身难以把握。换言之，从早已习惯成自然、的事事确定的成本模式走向充满市场风险的、事事不确定的公允价值模式，除了那些眼下找不到利润出路的绩差公司，国内大多数上市公司并不十分愿意趟这趟浑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例如企业为充分利用闲置资金、以赚取差价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基金等；再如企业不作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如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等。此外，企业可以基于风险管理需要或为消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存在不一致情况等，直接指定某些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这些被列为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其报告价值即为市场价值，且其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也意味着，如果企业能够较好地把握市场行情和动向，其业绩即会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而提升；相反，如果企业的投资策略与市场行情相左，其当期利润就会因此受损。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和国内证券市场的转暖，国内上市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和参股券商等行为愈演愈烈（参见本期《“交叉持股”下的非理性繁荣》一文），因此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成为判定上市公司真实经营业绩的一个必要补充部分。加之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由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以及全球大宗商品的超级牛市，使得众多进出口业务较多的企业和原材料、有色金属企业不同程度地采用金融衍生品来规避上述价格风险。所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更具现实估值的参考意义，与老准则采用“只报忧不报喜”，从而使金融工具报告价值经常被低估的孰低法有很大不同。　
新会计准则中关于无形资产有关开发阶段费用会计处理的内容，则对于部分坚持高比例研发费用投入、有长期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公司将以业绩大幅上涨的方式还原其应有的市场认同度。这一鼓励的姿态也符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主旨精神，比如允许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等。所以，开发费用资本化所带来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增加，可以通过配套政策进行抵扣，即公司在盈利增长的同时，并不会增加税收负担和现金流的流出。当然，这同样增加了上市公司的选择权鉴于目前研究和开发费用之间仍存在模糊地带，很有可能这一规定成为公司平滑业绩的工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开发费用资本化并不能改变当期的现金流，而只是延长了资产的摊销期限，对业绩的影响体现在：以未来业绩减少，带来近期业绩增加。当然，由于企业坚持长期的高研发投入，很可能不断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进而实现长期的业绩增长。

　　新会计准则中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内容，则封杀了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空间。所谓资产减值，是指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不过国际会计准则中，允许资产减值的转回，但是我国的新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不可以转回，这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差异之一。此前，特别是一些ST公司，往往在前一年大幅计提减值准备，又在第二年以种种理由进行转回，造成盈利假象，从而逃离被摘牌退市的境地。因此超过三成的受访者也明确表示，这项新变化给其所在的公司带来了实质上的重大影响。

　　新企业会计准则对于合并报表处理的内容，也被26.92%的受访者列入影响企业绩效的前三大变化。与《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相比,新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所依据的基本合并理论已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侧重母公司理论转化为侧重实体理论，并更多地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运用。要求对所有母公司能够控制的子公司均应纳入合并范围，而不一定考虑严格的股权比例。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只要是持续经营的,也应纳入合并范围。这一变革对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利润将产生较大影响，从而使上市公司利用母公司或子公司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得到很大程度限制。

　　在新准则下，存货取消了“后进先出”法，一律使用“先进先出”法记账，这是一个对企业日常运营状态影响较大的变化。在我们的调查中，有多达15.38%的受访者认为其给企业绩效带来了重大变化，主要分布在家电、金属加工类上市公司，这类公司普遍存在着存货量大且周转率较低的经营特点。对于产品价格周期处于下降通道的行业来说，“先进先出”法将降低当期利润；反之，对于产品价格周期处于上升周期的行业来说，“先进先出”法则会增加当期利润。

　　新会计准则中关于借款费用的内容，虽然只有7.69%的受访者将其列入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变化，但其要求更真实反映企业的资金成本的出发点显然更值得关注。而借款费用资本化对象和范围的扩大，更能反映交易的经济实质，将市场化的机会成本纳入到报表的范畴。实际上，借款费用会计政策的调整将使生产周期长的先进制造业公司受益，这也表达了国家对先进制造业的扶持政策。

　　新会计准则中关于债务重组的内容，尽管在现阶段只有区区3.85%的受访者认为将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但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上市公司兼并与收购浪潮，这一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甚至将会超过上述所有变化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债务重组准则和新《破产法》的主要精神颇为一致，更强调被重组对象未来的重生能力。其对实施债务重组的债务人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将原先因债权人让步而导致债务人豁免或者少偿还的负债计入资本公积的做法，改为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对于实物抵债业务，引进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按新规定，一些无力清偿债务的公司，一旦获得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豁免，其收益将直接反映在当期利润表中，可能极大地提升其每股的收益水平。据估计，仅在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因此会增加收益60亿元左右。而今年浪莎袜业入主S*ST长控，就使其在债务重组新规下，由去年一季度尚亏损433万元，到今年一季度收益接近3亿元，每股收益达到4.73元。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类似的债务重组案例将在今后的资本市场中屡见不鲜。　
　强化信息披露

　　除了前述新会计准则提高了本土企业金融的众多可变性之外，其在信息披露上的强化也为企业CFO和投资人所关注。对此，普华永道审计部主管合伙人阿狄森?埃弗雷特提醒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将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可比性，但企业不可低估新准则带来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对于信息披露的主要影响涉及两大看点：其一，信息披露从形式到内容更接近于国际惯例，这对于QFII和跨国企业等境外资本投资国内上市公司来说，提高了信息的可用度，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广为投资人所诟病的信息不对称顽疾；其二，基于新会计准则对利润操作空间的压缩，今后的信息披露更贴近于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同时由于不确定性激增，信息披露的强度将空前加大，从而真正让上市公司置身于透明的玻璃缸中游泳。

　　2006年11月27日，证监会紧急下发了《关于做好与新会计准则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就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将产生影响的12个环节进行条分缕析的要求，文中再三强调“谨慎适度选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合理确认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严格划分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谨慎选择后续计量方法”、“严格履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决策程序”、“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合理划分各项金融工具”、“严格区分各类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充分披露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信息”等强硬要求，措辞中频现“谨慎”、“合理”、“严格”、“充分”等带有力度警示的状语，其如临大敌之势、如履薄冰之态溢于言表。

　　作为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证监会高度警惕本土上市公司对于新会计准则中众多松绑性质的“与国际财务报告制度趋同”的内容有可能带来的市场操纵行为，毕竟翻开本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历史，随处可见其劣迹斑斑。

　　且不说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杭萧钢构超级大单事件，在中国资本市场开篇以来的16年里，上市公司炮制的虚假信息早已泛滥成灾。虽然近年来监管各方已愈来愈重视上市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不断制定、完善相应法规和各种指引，并加大了监管和处罚的力度，但一些上市公司仍不断铤而走险，肆无忌惮地在财务会计信息上弄虚作假，致使投资者屡屡蒙受重大损失。一般来说，国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违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因为对外借款、贷款、质押担保等问题没有及时对外披露信息而被公开谴责。这样的公司相当多，如*ST中鲁B、深天马A、同人华塑、大同水泥等。

　　因为公司与关联企业，特别是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没有及时披露而遭受谴责。如锦化氯碱、ST吉轻工、新天国际等公司就因为类似问题而被交易所谴责。

　　上市公司因为没有及时披露业绩报告或业绩预告前后出现严重偏差而受到谴责。如天然碱、红河光明、申华控股、*ST北科等，其信息披露常常翻云覆雨、出尔反尔。

　　因为对外投资或者重大合同没有及时披露而被交易所谴责，如江苏琼花等公司。　
在被问及“新会计准则对企业财务灵活度影响”时，38%的受访CFO认为新会计准则增加了财务灵活度，这些CFO多出自主业外投资较多的上市公司；54%的受访CFO认为其对企业财务灵活度的影响不明显，这部分CFO的公司背景没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只有8%的受访CFO认为其降低了企业财务灵活度，这部分CFO多出自绩差公司，个别来自于ST公司。

　　可以预见的是，对投资者而言，由于新会计准则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更具实质性的估值参考意义，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也将更多地取决于基本面，这对于那些志在长远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来说，将是一个与投资者共同成长的长期利好。

　　当然，要真正做到从意愿到能力上都与新会计准则的信息披露要求相匹配，上市公司还需要重整其财务运行机制和流程。对此，阿狄森?埃弗雷特表示，“会计政策变更的真正考验在于执行，其复杂性来源于如何重新设计财务报告流程，确保管理层在新的框架下编制财务报告时能够获得充分的、可依赖的信息，尤其是针对提高披露的水平，能够为重大会计估计和判断提供适当的支持等方面，系统的更新也是重新设计财务报告流程时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资本为王”开路

　　事实上，新会计准则所趋同的国际财务报告制度，恰恰是全球性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产物。中国人民银行一位权威专家认为，国际会计准则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市场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便利各国企业资金融通、资本运作和业务合作而产生并渐次完善的共同的“会计语言”。

　　在过去100年间，全球经济通过贸易全球化的过程逐渐从严格的国别壁垒和分割走向全面的区域联合和一体化。其中，资本作为经济驱动的核心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并由分割到融合进而形成全球化资本市场。而在资本的背后，会计制度的趋同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73年，美、英、法、德、日、加、澳、荷、墨等九国会计界共同建立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并酝酿推出国际会计准则。迄今为止，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后改组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作为影响广泛的国际性组织，已制定推出40多项国际会计准则（2002年后推出的准则称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30多项解释性公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际会计准则体系。

　　相应地，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由于计算机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导致金融技术和金融创新的大量产生，各类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国际会计准则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催化剂作用。　
　不过，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刚刚实现全面开放，金融产品创新广泛推出的局面尚未形成，因此金融资产普遍占比相对较小的国内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在近期应当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根据本刊研究部对2007年深沪两市的第一季报进行梳理，发现总计有392家上市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类资产，其中13家为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这个数字相比于近1500家上市公司的总数而言，仅占1/4左右。而且，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总数较之于规模已突破20万亿元的上市公司总资产数的比例更低。这也充分说明了，国内微观企业金融活动还远远称不上活跃。因而，如图1所示的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波澜不惊的表现也就不出人意料了。

　　就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利结果的性质影响来说，27%的受访者认为，新会计准则提高了企业盈利；12%的受访者认为，新会计准则降低了企业盈利；而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则认为没什么影响。但值得关注的是，新会计准则增加的大量不确定性，将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而逐渐加大上市公司业绩的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

　　在我们对“新旧会计准则的自由选择倾向性”进行调查时，69%的受访CFO倾向于“按新规则增加的选择处理”，但仍然有31%的受访CFO愿意“按原来的规则处理”。尽管新会计准则隐隐然有为“资本说话”开路的意味，但这并未引起上市公司足够的重视，很多受访者认为其仅仅是核算方式的某些变更，而没有从微观企业金融契合宏观金融市场变迁的角度来思考和应变。

　　尽管新会计准则给上市公司带来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影响，但值得本土CFO注意的是，来自全球资本市场的成熟实践早已证明，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不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同估值。在蒂姆?科勒、马克?戈德哈特和戴维?威塞尔斯等人为麦肯锡公司所著的、被誉为价值评估领域的“《圣经》”的《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与管理》一书中，三位作者分析了包含50个欧洲公司的样本，这些公司在1997年至2004年在美国上市后，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的要求调整了其权益和利润报告。在美国和当地会计准则计算下的净回报和权益差别非常大，半数以上的公司都相差30%以上，但其对公司的股价影响并不显著。据此蒂姆?科勒等人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市场来说，选择哪种会计准则无关紧要。股票市场不关心选择哪种会计准则，投资者关心的是基本面绩效表现。”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祁斌新闻,祁斌说吧)近日撰文《金融中心与大国战略》时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央行行长助理易纲(易纲新闻,易纲说吧)为《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一书所作的序中的一段话――“全世界的投资者为什么愿意持有某种货币并在某个市场投资，主要考虑的是安全、收益、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中国市场和人民币完全有这个潜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在掀起本土企业金融全面变革的新会计准则，虽然在诸多细节上尚不够前瞻与完善，仍将有力地推动本土企业走向波动中的“资本为王”时代。
　
（首席财务官　　田茂永 　　2007-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