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在商界，也不属于职场中人，更没有研究过企业，所以，对于各个文化背景的企业在华的生态和文化，并无体会和研究。但从媒体报道，尤其是职场中人在网上交流发布的信息中得知，职场中人对台资在大陆企业的生态、文化，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似乎异乎寻常地高。今年上半年富士康有八名员工相继跳楼身亡，令人震惊，也坐实了社会的评价。

　　这让我倍感困惑。因为学术交流，曾经两次短暂去过台湾。回来之后，我逢人便说，在我去过的有限的地方中，台湾最好，让人有回家的感觉。行走在台北、台南的大街小巷，我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在此过程中，也认识一些台湾学界朋友。不伦新雨旧知，普遍温文尔雅，中庸平和，不像大陆学者那样庸俗粗鄙，张牙舞爪。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去过台湾的朋友多有这种观感。比如，有大陆访客在媒体上称赞台湾风俗善良醇厚，人民不焦不躁。

　　这种观感，也许来自于两岸过分悬殊的反差，或有溢美之处。但我相信，这种观感是可以获得某种可信的解释的。这个解释就是，两岸的文化底蕴不同。大陆经历过几十年的文化革命，传统被破坏殆尽，尤其是宗教和历史地形成的人民之间的社会交往网络遭到严重损毁。社会的教化体系基本崩塌，人的生存、人与人的关系回到了某种“自然”状态。相反，在台湾，虽遭受现代性侵蚀，传统终究没有遭受人为的强力破坏。在台南，随处可以看到民间信仰的庙堂。因而，社会教化体系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一点也就可以解释，台湾社会何以生长出中华文化圈内最为发达的慈善、公益事业体系。我经常想，大陆文化的提升、大陆民众风俗的改善，迟早要依靠台湾的反哺。

　　因为有这印象，面对媒体关于台资在大陆企业的负面报道，比如台资企业员工的福利待遇比较低下，或者富士康员工频繁自杀，我一直有点不解：台资在大陆的企业，为什么不像台湾的中华文化那样善良醇厚？

　　对台湾企业在本岛的生态、文化，我也没有多少了解。但可以推测，台湾人在本地开办企业，自会把中华文化，当然包括其主干――儒家伦理――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之中。关于儒家伦理，人们通常认为，它侧重于亲情，把家庭、家族关系当成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模板。有企业文化专家也说，台湾企业注重于在企业员工中间塑造一种“类家族”的气氛，比如营造亲情、家庭气氛，培育员工和睦、勤奋的精神等。

　　这样的企业文化确实可以收到很多正面效果。尤其是，如果在一个同质性社区，或者在一个熟人社会中，这样的企业文化、气氛是非常美好的。不过，这样的企业文化具有其内在局限性。一旦离开这样的社区，进入陌生人社会环境中，这种企业文化极容易扭曲：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结成一家亲的。因为隔阂，大陆人民的精神状态与台湾有很大差别，台湾干部与大陆员工之间就存在较大隔阂。这可能是大陆台资企业在雇主人气榜上总是居于下游的根本原因。

　　同时，目前进入大陆的台湾企业，多集中于电子行业，早期多以“代工”方式起家，一切都为控制成本让路的经营策略。这种企业形态会导致类家族式管理理念发生一种令人震惊的变异：管理者营造亲情，仅仅是为了压榨员工的血汗。管理者还是家长，但温情脉脉的慈父，现在已经变成了拼命追求家庭成员剩余的严父。而在管理者眼里，并不觉得这样的变化有什么不自然之处。他认为，既然大家是一家人，那就应当。有难同当他这样压榨每一个人，并非只为他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家庭的利益――他唯一遗忘了一点：在这样的家族中，永远都无法达到有福同享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似乎可以理解新文化运动了。启蒙者发出打破家族制的呼吁，获得新青年们的热烈响应。想来也确实因为，儒家式家庭制度、家族制度，确实有可能变成一种高压性制度，家庭成员自身的尊严与诉求遭到忽视。

　　不过，我马上要补充说，上面我关于台湾本地企业、台资在大陆企业的企业文化、管理者心态的说法，大多基于猜测。也许，台资在大陆企业招徕那么多批评，完全是因为其他原因。

　　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台资在大陆企业长期得到诸多负面评价的原因不论是什么，台资企业所能采取的唯一态度是自我反省，这也是儒家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进行种种反思，台资企业其实有非常优越的基础、参照系，那就是台湾善良醇厚的文化，这种文化背后的儒家仁爱精神。

　　对台资企业家来说，到大陆投资，当然不能说不是为了赚钱而来。但是，儒家文化向来不认为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所有的文化都不这么认为。开办企业的结果必然是构造出一个社会：投资人、管理者与员工，乃至于与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合作伙伴，以及最重要的消费者，形成了一个共同体。那么，按照儒家伦理，让这个共同体内的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尊重，生活得到保障，生命得到发抒，互爱互助，恐怕就是每个人，尤其是投资人、经营者的首要道德义务。台湾投资者、管理者当不难理解这一点。假如他们能够把这些贯彻到企业中，那么，台湾投资人、管理者不仅能够更为心安地收获利润，也能为传统文化在大陆的复兴做出贡献。